由 dawei 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个人信息搜集、日益增多的人脸识别应用场景，还有无孔不入的购物广告精准推送……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能更轻松地获取信息，但也比前人面临更多的隐私泄露风险，因为“你的手机比你还了解自己”。
照此下去，未来人类隐私是否终将消亡？越来越多人对此感到担忧，英国公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·文森特却在研究了隐私历史后，予以明确否定。
“从造纸术出现到电话、电报技术发明，再到如今的AI、人脸识别，隐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和存在，不会因为某个新技术出现而消亡。”译者梁余音强调。而当前人类之所以对隐私问题特别焦虑，是因为恰好身处新一轮信息技术剧变的时代旋涡之中，但却还在找寻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新边界。
说到隐私，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，就是街头巷尾热衷闲谈的“八卦”。确实，隐私和“八卦”很像一对孪生姊妹，作家王安忆在《长恨歌》中就对市井流言有段很长、很细腻、很精妙的描写。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中却为“八卦”正名，说它能其实是人类认知革命带来的一种能力，“正是通过‘八卦’，人类才能充分了解自己部落中的关系状态，知道谁是可信可靠的，才能扩大规模，发展更紧密和复杂的合作方式”。
大卫·文森特再《隐私简史》中仔细梳理了西方世界中世纪以来保存的文献记录，发现自古以来，人类就在为避免被人“八卦”而做各种努力。中世纪时，伦敦的中产阶级寡妇因为皮革商和鱼贩邻居能看到她家中的情况，而将对方诉诸法庭；在沃尔顿庄园，管家和佣人老喜欢背地里八卦爵士和夫人之间的矛盾，“家中佣人和帮工的好奇心永远会对家庭造成威胁”。17世纪，英国乡间住宅开始修建走廊，仆人们不管来了多久，都要住在给下等人专门预备的地方，通过黑暗的楼梯进出，“财富水平就成为对个人信息保护能力的先决条件，形成了隐私的硬约束”。
互联网在21世纪快速兴起和发展后，以往人类为保护隐私采取的诸多办法似乎变得无效。隐私很容易被搬上网络，借助众多网友参与的“人肉搜索”，会将其放大，甚至跨国界传播。陈冠希轰动一时的“艳照门”等事件多次发生后，公众普遍对隐私泄露产生警惕和恐慌。
对此，大卫·文森特却非常淡定。他以一份研究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焦虑来源等级的报告，指出如果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被泄露，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来自国家机关或者跨国公司，而是来自妈妈，紧随其后的是老师和潜在雇主。“也就是说，隐私泄露是有指向性的，更在意泄露的内容被谁看到。”梁余音进一步解释。
她还提醒，现代社会隐私概念和对隐私权的捍卫虽然深入人心，但很多人也容易对隐私产生误解，尤其是隐私和个人信息两者有很多交叉，很容易混为一谈。“比如你的姓名、住址、性别、电话号码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并不介意和别人共享，这些单体也不一定构成隐私。但民众普遍对这些个人信息泄露比较介意和敏感，主要是恐惧这些个人信息汇聚起来后被恶意利用，形成外界对你的详细了解，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立法规定，明确个人隐私绝对受法律保护。”
不过放眼历史上的隐私问题，其实这种情况在过往社会也一直存在。“前工业时代，人们无法到处迁徙，处于熟人社会，祖祖辈辈什么状况身边人难道不知道吗？当时如果有隐私泄露，程度不一定比现在轻。”
如果说“人肉搜索”是隐私的被动泄露，随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人脸识别等新技术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主动出击，热衷于获取“用户画像”，也就是借助新技术和计算手段，通过客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消费记录和个人信息，更加精准地捕捉用户的购买习惯，从而进行精准营销。知乎上就有网友发了个著名吐槽，说自己有一次因不满意某淘宝店家服务而给对方寄去殡葬用品泄愤，结果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每次他打开淘宝APP，首页自动显示的全是各种殡葬用品推送。
无怪乎经常有人感叹“你的手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”。我们的隐私，在新技术面前是否会变得不堪一击，无处遁藏？或者是如科幻小说中描述的那样，未来科学家如果发明出可以直接读取人类大脑信息的智能芯片，到时隐私是否会变得如同空气一样透明？
隐私会在未来世界最终消失吗？大卫·文森特认为，民众之所以格外担忧新技术导致隐私泄露，主要还是技术本身不完善。而放眼隐私的历史，这种担忧很可能言过其实，因为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，类似情况就会重演，实在不足为奇。
比如电话刚发明出来时，在两位通话者之间有个接线员，负责接通双方信号；最初的电报，则需要发报员帮忙发出去……这些“中间人”的存在，都有泄露隐私的可能。如果再把时间推到更久远以前，在书信这种“新技术”出现后，有人会找人帮忙代写家书，还有人善于破解保密信件中的密码、暗号、隐形药水——在英联邦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进行的几次拉锯战中，数学家约翰·威利斯因为善于破解密码而被雇用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不管发明出什么新技术，在有助于隐私信息传递的同时，都不能保证隐私绝对不被泄露。“无论任何社会阶层、任何时代，个人通信中都极少存在绝对隐私。墙壁太薄，房间太挤，信封太脆弱，社交媒体太缺乏约束，都会导致隐私存在泄露的风险。”
最重要的是，这种新技术被如何运用。“技术的关键取决于政治影响力。”这是大卫·文森特的判断。梁余音认为，这句话正是作者在《隐私简史》中想表达的核心观点。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约束，作家奥威尔在《1984》中描写的那个处处充满监控、私人生活也消失殆尽的社会当然很可能成为现实：“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。在这种机制下，每个人身边都会日夜围绕着最了解、亲近他的告密者。”最终起决定作用的，从来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我们怎样运用它，怎样在制度层面创造出能够抵御其负面影响的种种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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